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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丨彭小莲：书斋外的学者，贾植芳先生是我们人生的坐标
作者档案
彭小莲
彭小莲，1953年6月出生，曾在江西插队9年。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。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，代表作品有《女人的故事》《上海纪事》《假装没感觉》《美丽上海》《上海伦巴》《我坚强的小船》《请你记住我》等，其中《上海纪事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，《美丽上海》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。2019年6月19日在沪辞世，享年66岁。
原题
书 斋 外 的 学 者
——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
在复旦新闻学院，问起正在就读的年轻学子：你们知道贾植芳先生吗?身边的学生都面面相觑，沉默着。终于听见有人发出声音：谁是贾植芳?我反而被问得愣住了。我该怎么回答?连复旦的学生都不知道贾先生，我说什么好呢?
仔细想想，他们有权利对复旦的元老级教授陌生，因为贾先生的照片并没有出现在学校重要的墙壁上；他们是对的，复旦校史上也不会如实描述他们曾经是如何对待贾先生的。如今学生都那么单纯，他们的人生阅历，几乎是在手机、微信、微博上完成的，真实的世界被遮蔽了，碎片化的信息，把思考同时割裂，但是他们并不在乎。
可是，我在乎，我在乎贾先生作为一个人，他对我、对我们历史的意义。
1916年9月29日，贾植芳先生出生于山西襄汾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。
“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，年轻时曾自号‘洪宪生人’，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、国民党专制、抗日战争等时代，一直到高唱着‘东方红，太阳升’。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，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。”（见贾植芳著《狱里狱外》[1]的“序”）
四次监狱，四个时代，同一个罪名，这让我从监狱的铁栏杆上，看见的是时代的印迹，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。这不变的监狱，像黑夜的降临，让我对时代充满恐惧，它啃啮着人心，或许比黑夜更黑暗，是我们对未来的茫然；但是竟然会有像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他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，带领我们去认识世界，他瘦弱、矮小的身躯，一次一次从监狱的大门里走了出来。
穿行在贾先生的四次监狱里，我没有听见贾先生期期艾艾的抱怨，他只是描述着他曾经共同相处过的犯人。我是在这些犯人身上，看见了社会的变迁，制度正在建构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而一代一代的人在努力追求打破这建构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人，对于生已经没有了追求，只存在着最简单的两个字“渴望”，因为在这“渴望”里，下意识还存有自己的追求，它把人的本能推到悬崖边上。
贾植芳任敏夫妇及女儿贾英，1981年摄于复旦六舍庭院内
四次入狱
第一次入狱，他还是个学生，那个戴着圆圆的眼镜的人，一看就是典型的接受“五四”洗礼的那种年轻人。
1932年，16岁的贾植芳正跟随哥哥在京读书，读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，崇实中学，全部英文教学，校长不让学生介入政治，可是这英文却是可以打开人生的另外一个窗户，看见中国以外的世界。于是贾先生已经不能满足于行侠仗义、浪荡江湖的游侠好汉之情了，他在本质上，已经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，在人生的价值观上，同样抛弃儒家文化里的内核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贾先生是带着茫然，开始寻找自己的理想，于是19岁那年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随后立刻被抓进监狱。
贾先生被关在北平警察局，因为家里有钱，冬天的他穿着皮袄，头上还戴着法兰绒的小帽子。这与我后来见到的贾先生，完全是天壤之别。老年的时候，他总是穿着粗布衣服，布底鞋，老式的圆口布鞋。我很难把这两个形象对比在一起。这些当年的激进分子、革命者，都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，他完全是一副小少爷的架势。很快，监狱进来一群军人，都是器宇轩昂的架势，他们也都是穿着貂皮大衣，跟随他们押进来的还有一批妓女，立刻被关入女牢。那是国民党政府在反腐清廉的作为，整顿这些集体嫖娼的军人。但是，用贾先生的话说：“谁都知道，这类罪名不过是一个借口，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军队里的派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60页）
和贾先生关在一起的，有一个老军阀，是张学良下面的航空署长，也是张学良亲自送他去德国留学的。即使进了监狱，他还是一副“领导”做派，同时跟随押进来的军人，随时都在伺候着他。“署长”操着东北话，在那里大骂政府，显然对这个政府是有意见的。可是再骂，也是要熬过监狱里的时间，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最难对付的东西。于是“署长”把贾先生叫“小朋友”，这让人有亲切感，虽然是个老军阀，在监狱里，竟然也是有教养的。他要教“小朋友”德语，贾先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教育，于是就从写字母，学发音，从头开始教。贾先生学得开心，署长也教得认真，可是教着教着，署长大烟瘾发作，人就完全废了，痛苦得不堪忍受。可是，当他发作完以后，一旦恢复正常，又开始认认真真教贾先生德语。
不久后的一个下午，贾先生还在睡觉，这个叫赵吏的军阀被戴上铐子，拖出去了。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贾先生还想学德语，惦着他，就悄悄地问看守，这才知道，他被拖出去枪毙了。你再大的职位，在没有法制的社会，这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。这之后，是贾先生的家人，花了大钱，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了。很快，他逃亡日本留学。
1987年秋，贾植芳与哥哥贾芝在家乡祖坟祭祖
第二次入狱，贾先生已经不是学生，他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经历，但他还是那么年轻。那是1945年，29岁。贾先生恋爱了，他带着恋人、才20刚出头的任敏阿姨逃跑到徐州。因为他在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担任日文资料翻译，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，却又被人怀疑是共产党，有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，说兵团在策划要活埋他。当天夜晚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，贾先生在前面爬，然后回头叫一声，任敏。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，就这样逃跑了。
一到徐州，他在公告上看见汪伪政府淮海省长是郝鹏举，那是他从日本回国抗战时参加留日学生特别培训班时的教官。贾先生竟然前往郝鹏举驻地去看望他，天真地想策反他。这下，贾先生又被日本宪兵抓起来。
历史总是让我们糊涂，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在最前沿的战场上杀敌抗战的，可是看着我身边父辈的故事，听他们亲口诉说的，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被陷害、被逮捕、被受刑。不管贾先生那时候是否是共产党，他抗日的目的是明确的。那为什么在那样的时刻，不去杀侵略者，却要对自己的国人，对贾先生这样的抗日知识分子一再陷害?中国的历史，真的是深不见底。
贾先生在日本留学时，听到日本人打进北平，卢沟桥事件发生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，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抗战。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时，伯父连夜写信通知他：“你千万不要回国来，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，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，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，要么到欧洲去，比利时、法国都行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。”但国难当头，贾先生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选择书斋里的生活?那椅子都是燃烧的，他坐不住。
现在，贾先生被关进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，他是和社会最底层的流氓、地痞、无赖关在一起。和他们，贾先生无话可说。不能想象的是，那时候，监狱里允许任敏阿姨每天给贾先生送饭送菜，这样任敏阿姨就可以知道贾先生的存在。虽然担惊受怕，可是贾先生还活着啊，这是最大的希望！没有关到三个月，1945年8月15目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于是穿着囚衣，贾先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
1987年秋，在山西襄汾县东侯村时住所合影，贾芝、贾植芳身后是任敏当年下放农村时住的房子
第三次入狱。是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的事了，新生活开始了。可是谁都不能理解，新生活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生活，新，原来也不意味着好，更不意味着进步。1947年贾先生再次被人告发，说他咒骂国民党，又在当时复旦大学学生办的《学生新报》上发表文章《给战斗者》，于是被关进了上海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。当然，这是让贾先生成熟的一次监狱生活，因为他终于明白他的追求、他的理想，以及他该做什么。贾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，“胡风却在外四处奔波，设法营救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50页）
这一段的监狱生活，是烈士陈子涛占据了他生活和记忆的巨大空间，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从网上查阅到陈子涛烈士悲壮的英雄事迹。但是，贾先生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一切：“听他说，国民党要抓他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他一直东奔西跑，过着游击队的生活，手上一只皮包就成了他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办公室。他的被捕完全是偶然的。他住在以开印刷厂为掩护的骆仲达家里，那天他正在洗澡，特务突然冲进来，把他抓住了，但并不知道他是谁。因为搜到他一只自来水笔，那时知识分子喜欢在笔上刻自己的名字，这才发现他就是追捕很久的陈子涛。在监狱里，他受到刑法最厉害，上老虎凳，钢签刺手指，用布铰头等酷刑他都尝过。就差一种最惨无人道的刑罚，特务叫它‘猪鬃刺马眼’，是用猪鬃向生殖器的眼孔穿进去，据说这是清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衙门审江洋大盗的刑罚，铁汉也要死去。那天，丧心病狂的特务苏麟阁叫嚷着要用‘那个办法’，只是仓猝间没有刑具，才没使用。（那个苏麟阁也是领头抓我的特务，解放后潜伏下来，1950年在镇江被公安局逮捕，经过审讯处决。报上公布过他的罪行内容，其中有一条是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卢志英、陈子涛、骆仲达、吴二男、杜青禄、贾植芳等人，我和杜青禄被列入‘进步人士’名内了。）那时国民党特务对知识分子还有一点顾忌，若没有什么确实的凭证，还不敢轻易用刑，但一旦证据确凿，认定是共产党，那决不会手软，各种毒辣的刑具都敢用。陈子涛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他的苦吃得最多，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吭，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。那个监狱并不大，审讯室就在我们这排牢房的对面，中间只隔了一个天井，每当陈子涛受刑时，我们都把胸紧紧贴在铁栏杆前，整个心都被审讯室揪住了。陈子涛后来是死在狱中。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互相勉励：‘要活得像一个人！’这句话一直响彻在我的后半生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62页）
任何一个正直的、有理想追求的人，在与陈子涛这样的革命者相处的日子里，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，都会被他追求的理想的信念所打动。所以，贾先生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，他不能不以陈子涛为榜样，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。看着共产党人陈子涛的形象，贾先生一定是“因解放而变得美丽的‘早晨’，激动得流着眼泪写道：‘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的来临！’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7页）
1947年~1948年国民党监狱幸存难友，前排：向顷、张长林、张永芝、贾植芳，后排：忻素妹、汪文郁、藏风英、余锦云（罗平夫人）
第四次入狱：国民党夹着尾巴逃跑了，原以为，贾先生可以理直气壮地“活得像一个人”了，枪毙苏麟阁的罪行，正是因为他陷害像贾植芳这样的“进步人士”。可是，怎么又是好景不长，1955年5月16日贾先生再次被捕，他被卷入了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。这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，因为当时国民党监狱要求，只要贾先生交出胡风的住址，就可以释放。怎么反革命国民党都逃跑了，被打倒了，自己却成为了反革命。“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，就被现实击得粉碎！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7页）
一个漫漫的长夜，比以往的三次入狱都更加无望，无望到耗尽了贾先生最好的中年时期。“哦，监狱，我从此第四次地进入了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了。对我说来，这是轻车熟路。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它使我迷惑不解……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5页）他接着再说一句：“唉！自由，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，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。从此我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五年的苦难生活历程。这年我还不到四十岁，当我重见天日时，已经是六十开外，垂垂老矣！但这期间我从残酷的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，我变得似乎聪明一些了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5页）
为了这点聪明，贾先生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。如果，你也遇见了贾先生第四次在监狱里碰到的人，你就知道，他终究学到的是什么东西。“在这里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死。他既不像北平监狱中的那个老军阀，糊里糊涂地做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，也不像陈子涛同志那样气贯长虹，感天动地。他与我的种种经历，回忆起来，也像一场长长的噩梦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63页）
那另一个人，就是“老板”。从遇见老板直到他死，贾先生居然叫不出的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是老板，解放前承印刊物的国光印刷厂的老板，他说着常州话，身材高大，穿着绸缎衣服，一副体面的老板形象。就是在那个时刻，贾先生找朋友凑钱创办他们的左翼刊物，稿子编辑完后，要找印刷厂，当时承接这样的“活”是有生命危险的，国民党政府知道后，不仅让你倾家荡产，还会遭到拘捕。但是，老板竟然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，帮助他们印刷了杂志《犯罪的功劳》，这是一个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杂志，其中有贾先生写的《黑夜颂》，你一看名字，就可以想见他们的激进。没有想到刚出第一集，贾先生还没有看见刊物，就被国民党逮捕了。
刊物印出的那一刻，也是它寿终正寝的日子。于是，他们一下子就欠了老板三百大洋的印刷费。1947年的三百大洋，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啊。直到解放初，贾先生在福州路上的那些小出版社里，遇见了老板，他们客客气气地寒喧了一番，那时候，贾先生已经是震旦大学的教授了，但他身上依然没钱。只是老板像忘记了一样，根本不提往事，贾先生对老板心存内疚。没有想到，1955年的时候，贾先生在监狱里，遇见了老板。他一如既往地高大自信，用贾先生的话说“神态仍然是安详，脸上气色也不坏，不像那些新抓进来的犯人吃不下饭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64页）
老板积极要求上进，一解放，就把自己的小印刷厂交公，搞了公私合营，他觉得这次逮捕是一个误会。因为他家里房子大，公私合营以后大概收入少了，就想以房子出租来挣点外快贴补家用，于是就在马路上贴了条子招租。
今天，我们都不会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很快来了一个租客，住了不久，那个租客又退了房子走了。太平常了。可是，偏偏在肃反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租客是一个反革命，逃到台湾去了，这下老板就落了“包庇反革命”的罪行。但是，老板觉得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，因为上海人从来就不作兴问人家的隐私，租房子就是租房子嘛，他怎么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。实际上，人家可能就是逃到台湾，是否真的是反革命，也没有证据。当然，老板不会这样跟人论争，是我们现在的想法。所以在监狱里，老板笃笃定定过着日子，还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等待着很快释放，然后可以过个普通人的生活。后来，贾先生就没有看见他，估计是问题解决了。
直到1960年，灾害来啦，监狱的伙食已经完全不能入口，不仅质量不行，连数量都不能保证。贾先生虽然胃口很小，也饿得全身浮肿，已经从小腿肿到腹部，看来人快要不行了，监狱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。那哪像医院，像停尸间，横七竖八躺满了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重病犯人，似乎是一个“临终”医院，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。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贾先生在病房里遇到了老板，已经面目全非，浑身浮肿。他几尽绝望地告诉贾先生，就是那次见过贾先生以后，他被判刑了，罪名是“窝藏反革命”，刑期七年。眼看刑期快满了，他却因为饥饿又得了黄疸肝炎，全身蜡黄，老板完全被打垮了，以往的自信、坦然早就烟消云散。在他身上，看见的是奄奄一息的文明残骸，刑期吞噬着他最后过普通人生活的渴望，他能和贾先生说什么?
不同的昨天，共同的今天，两个浮肿病人，躺在各自的床上在思考什么?对未来的憧憬，必须和报纸上的宣传步调一致，问题是他们读不到报纸。没有憧憬却带着渴望，想不明白太多的现实，却依然对于活下去，有着同样的渴望。老板在提篮桥监狱去世了。至死，贾先生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
最终，监狱医院允许子女和父亲告别，老板进入昏迷状态，子女围着他叫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这大概是最让人动容的时刻，这些子女在那样革命的年代，竟然没有与他们坐牢的“罪犯父亲”划清界线。“一会儿，看守人员过来说，探望时间到了，这一家人最后看了病人一眼低着头怏怏地走了。我看到临出病监门时，他的妻子掏出手帕，两手捂在眼睛上，出去了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65页）
老板的死亡，让贾先生完全明白了，美丽的口号距离人人平等、自由的王国是两个世界；四次狱中人物的演变，是时代的演变。
书斋外的学者
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：“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，我的一生中，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，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，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，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这部回忆录还将继续登场。检点一生，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，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，但心里所向往，所追求的理想之光，从未熄止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55页）
贾先生喜欢把自己归纳成江湖中人。是的，他喜欢交朋友，喜欢热闹，喜欢喧嚣，但是他常常又是喧嚣中最孤独的一个人；他不计较，在他家里，任何时候，都是高朋满座，即使在贾先生最艰难的时刻，他只要有点条件，哪怕是几颗花生米，一碟酱菜，伴着一盅小老酒，在那窄小的破屋子里，他也会接待客人，只要有人敢去看望他。在我们掐指算来，贾先生吃的苦头，坐牢的原因，几乎又都是和他的文字有关系，而他偏偏说自己不是书斋里写文章的人，那他犯的是什么罪?或许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激情少年，不能接受他的左翼思想?那后来呢?那牢不可破、神圣到几乎是神秘——时代的变迁，依然没有把贾先生的命运改变。
对现实的认识，他有自己无可辩驳的理解，这个地主的儿子，从中产阶级成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，慢慢超越了激进的革命，他在自己的选择里，重情意，但是在“罪行”面前，他用法律为武器，希望社会秩序化，这个秩序是法制的，还没有等他大声说出来时，他已经入狱了。在文字上，他也没有更多的表示，只是身体力行，既没有加入任何政党，也没有出卖朋友，而是固守着对朋友的真情，最终被监狱裹挟。
贾先生是最典型的性情中人，对自己的未来，他没有设计，是一步一步从认知里朝前走，我们也是这样看着他在政治上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。他在一二·九运动中被捕后，当时颁布的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政治犯是可以就地枪毙的。所以，真是危在旦夕，是贾先生的伯父，一个洋务商人，重金将贾先生保释出狱，然后又是在伯父的帮助下，逃亡日本留学。
贾先生一直在闯祸，一直没有安分过，似乎他的血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但是，无论如何热的血，当走在日本街头的时候，他同样会感到茫然，乌托邦的理想，人的精神世界，最终还是要依附在一个自信的灵魂上，否则在现实里如何兑换他的理想?如何建立自信的灵魂?他那么年轻，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没有自己成熟的见解。所以，当听到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时，贾先生痛心疾首，他说：“鲁迅先生逝世，我感到了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35页）
就是在那个时刻，他在日本的街头看见了胡风先生办的杂志，他并不知道胡风是谁，却有一种潜在的熟悉，他似乎在那里可以体验到一种鲁迅先生的气质，他向往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字，其实，他并没有当作家的冲动，他或许只是在寻找精神归宿。于是，他把自己当年逃亡日本之前的茫然，写成了他第一篇小说寄往中国，向胡风先生的杂志投稿。
贾植芳任敏夫妇与朋友、学生
今天，当我看到贾先生21岁在日本东京写的这篇小说《人的悲哀》[2] 时，我真的被惊着了。很难想象，今天哪一个21岁的人，会写出如此凛亮的文字。那文字里不仅有人物，有色彩，竟然把肌肤的痛感一起表达出来。在冬天的此刻，看得我浑身颤抖，似乎我就是那人群里的一份子。贾先生是这样开始他的小说：
我坐在麻袋店门首靠墙放的板凳上，另外也有几个人，和我一样。大家袖着手。早晨焦黄的太阳从匾上溜下，光亮箭一般地在一排挺直的身上斜穿过，又折进高的油漆剥落了的柜台，在秽湿的地上，扩大成一个四方形的圈子。圈子里不断涌起雾样的细沙，激荡着，飞散着，整个店子内部，被眩耀得模糊和昏暗，像将要凝聚成一团固体。
大家低着头，因为光和冷的交迫，眼睛迷惘着。薄的棉袍子实在抵不住侵来的寒冷，彼此有点抖擞，无形间逾凑逾近，渐就挤做一团，互相寻取着温暖。眼睛有时溜向宽阔的柏油街心，太阳尚未照临它；没有车，冷风在上面寂寞的呼唿，破纸随着飞扬，阴惨，丑恶，好像被遗弃的古旧废墟的旷荒街道。阴沉，寂寞，无聊和苦闷在每个心上缓缓的爬着，纠缠着，生的继续在这里像是多余和累赘……
有哆嗦的京戏调子摇摇落落的飘过来，似乎就在眼前。这引起大家的好奇，松弛的静默如一条橡皮带子般的渐呈紧张，一群寂寞而饥馑的眼睛，灰色里埋着希冀，在街上逡巡。失望地折回来时，一个矮小的乞丐模样的中年人在门外的步道上已然出现。一身褴褛、油污不称身的黑色短裤袄，发霜的黑呢帽显得过小地遮着额前的一部分，乱发从它的下面贪婪地四向伸出，蓬蓬松松的，包围着显得物质和乞怜的两只陷进去的眼睛，半嘴巴的胡髭上荡着一堆稀薄的白气。他两手紧抱着前胸，在白气荡漾的紫黑厚唇里发出颤颤的声音，移近门前，向柜台匆匆地瞥了一眼，便身子和声音一样的颤颤地闪过去了。
“……吓……得……我……啊”
这是什么戏里的一句，被他唱得那么紧张悠扬的韵调完全破坏，孤零零的，像拆了房子下来的几根木料。
这就是贾先生第一篇小说的开头，每一句话里，都定格了一种当时的气氛，那些迷惘的眼神还有走调的唱腔，似乎在阅读他的小说时，顺序和恰当的时间都被文字设定了，使人不得不在贾先生的文字里，被他的叙述捕获，你无处逃遁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，那些人物和氛围把你拽进他的情境和命运。
多希望，贾先生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，不管如何，我们还能从那里得到更多。但是，贾先生从来不按别人的意愿出牌，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他喜欢在社会上活动。因为爱才，连胡风先生对他浪费时间，也是惋惜的。胡风说：“贾植芳来上海安家（指1947年）一年了，家是安下了，新旧朋友也真不少，但时间可能就在聊天会友中度过了。我曾多次和他说，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。这几年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，见识的也多，不写下来太可惜了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页）
贾先生是在文革以后，看到胡风先生的回忆录时，才知道他的想法。显然他是感动的，否则不会特为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这件事情。他记录得非常详细，写出了胡风对他生活的评论；但他一点不为自己惋惜，因为贾先生是以生活、以关心社会、关心人为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，他从来没有打算将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事业。他就是那样一个聪明人，提笔可以成章，他似乎也不稀罕自己的聪明。
贾先生对我说：“1949年以后，北京文化部成立，要招兵买马，上海的左派文人都去弄个一官半职，连冯雪峰都去当个副处长。我就不干，不愿当干部，我不愿管人，我也不叫人管我。我到大学当教授去。”这就是贾植芳，他对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开始清楚起来，不再是那个东京街头彷徨茫然的小伙子了，他记住了陈子涛的话：要活得像一个人。
1949年10月起，贾先生受聘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，那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，法国人办的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贾先生就调往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。那时候，他是复旦的八大教授：郭绍虞、刘大杰（系主任）、方令孺、赵景深，后来贾植芳来了，还有朱东润、张世禄、胡裕树。
1980年代，贾植芳（左）与学生李辉在复旦大学
今天，当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已经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开山鼻祖时，他依然感恩于贾先生给予他教诲。他一说起贾先生，就是会反复说着：“贾先生的学术呢，我认为是这样的，在关于写作方面，他有自己的经验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写。他上课，就是捧一堆书来，因为英文他是懂的，日文他是懂的，他看着外文，就直接跟我们讲。比如讲赵树理，我们这里是怎么评价的，英国是怎么评价的，还有在日本是怎么评价的，那这个对我们开阔眼界就很有帮助的。当然，一个左翼作家，他不会把外国的很多坏的评论在当时的教室里来散布，这个不会的。但是有些，比较中肯的、好的评论，他还是会给我们讲，所以我觉得贾先生，他自己讲，我是江湖人，但是在这方面，他对我们讲起来是视野都开阔了。”
那是1952年啊，整个中国的教育，基本上接受的都是苏联的东西，可是贾先生就可以从中国和苏联以外的世界带着其他的认知进课堂。我非常好奇地问范先生，贾先生从早到晚都在接待朋友和学生，他什么时候读书啊。
范先生说：“贾先生记性好，他都是等人走了以后，深夜，在那里读书。他读很多很多的书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中文系大概五十个人，当时一个系哪有多少人啊。五十个人不到，我们班上十八个人，后来院系调整，大概靠近三十个的样子，他开始教写作，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好了，什么道理呢?大家不是要写作文吗?写好作文以后，他把每个学生都找到家里去，给你讲你这篇文章，好在哪里，问题在哪里，你应该怎么写，我看看你这个文章的路子以后应该怎么走，所以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得很好。我觉得像我们的郭（绍虞）先生，我们都很尊重，朱东润先生啊，都是很尊重的。但是贾先生就觉得很亲热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到他家里去。他的家里客人是不断的，他真正要备课要到晚上，深夜，大家都走了，到很晚了，他开始看书、备课。”
原来这个“书斋外的学者”，依然是在书斋内不断地学习。贾先生可能不喜欢把自己说成是“死读书”的人，所以宁可摆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，其实他学问做得非常扎实。对待教学也特别认真。“他把每个人都找去谈话，以鼓励为主，当时‘人性论’这些东西已经是不能讲的，但是‘人格力量’是他一直挂在口头上讲的，人应该有种人格力量，因为一旦讲到俄罗斯文学，讲到‘别车杜’都要有这些内涵啊。”范先生说。
直到今天，范先生在回忆贾先生的记忆里，这些细节依然栩栩如生。特别记得学生施昌东，他写了作文交上去，自我感觉非常好，但是贾先生给他很不好的分数，施昌东不服气，冲到贾先生家里去评理。年轻人火气很大，贾先生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很欣赏他的个性，于是拿出他的作文，一条一条地跟他说，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人，为什么要把握好细节，细节在人物身上的价值，一点一点，说得施昌东佩服得一言不发，他完全意识到了贾先生在创作上的严谨、智慧和讲究。贾先生做学问的态度，影响了施昌东的一生。
放暑假离开学校之前，贾先生和他们开玩笑说：“你们能不能一个暑期里看一尺书啊。”他们都以为一尺书很容易，后来范先生说：“真正拿书叠起来，用尺子去量，哎呀，就发现这一尺书是很高很高的。这么许多书啊。那时就是背一袋书回家，每天都要看贾先生下学期要讲的什么课。比如，俄罗斯、苏联文学，我们就把俄罗斯、苏联文学借来，把它先看一遍，一下子就投入进去，产生了兴趣。”
1982年贾植芳先生与学生施昌东（左）、孙乃修（右）
文革结束以后，贾先生重新开始他的现代文学研究。当江苏教育出版社让范（伯群）先生编一本“中国现代文学”的书时，他想搞一个关于中国社团流派的研究，首先就是想到他的老师——贾先生，他说：“贾先生，你主编，你是老师你主编！我们两个人（范伯群与曾华鹏）副主编。于是曾华鹏，我，贾先生还有贾师母，一起到宜兴，我们在宜兴初步定稿，贾先生非常认真看了每一篇稿子。特别是在这篇稿子里有什么问题，他都是非常清楚、准确地指出来。比如，这个社团，文章里没有讲这方面是不行的；那个社团没有讲那方面，也是不可以的。因为他都经历过那个时代，知道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不仅是这些东西，他还看过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因此他在这个学术方面，对这些社团都有一个了解。那我们是1949年以后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的人，五十年代的事情，我们都讲不清楚，怎么能说清楚现代文学上的事情呢?贾先生在学术上，成熟就成熟在，他在这一方面很有把握，我们都很信任他，这个应该加什么，那段应该加什么，那我们就会非常明确和自信地把这些东西写下来，最后就是由贾先生定稿，再交给出版社。所以，我觉得学术上他厉害，搞这中国现代文学，没有人可以跟他比，他是直接参与和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。”
这就是一个“书斋外的人”做的书斋里的事情。
贾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，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起，正是在贾先生的提议和推动下，八十年代初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的教学，这在当年的全国高校中，是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研究室，并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权。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、上海比较文学学会，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，并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撰写学术性的序言。
文革结束了，可是对整个世界，我们都是不了解的，更不要说文学了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比较文学完全是国内学术界、高等教育界非常陌生的学科，不是冷门的问题，是完全陌生的。南方是贾先生率先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教学，北边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。谢天振教授说：“不懂不了解！南方，就是贾先生跟施蛰存先生。当时施先生在华东师大就做了比较文学的讲座，而贾先生已经开始呼吁要建立比较文学这个学科，同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，所以贾先生很早就在那里推动这个学科，南北形成了一种呼应。”
如今谢天振教授是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，他依然一再对我们说：“（贾）先生对比较文学的推动，我想一个是从学理上，呼吁建设发展比较文学学科，他有一个思想，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学科依据的标准，怎么算这个学科是建立了?贾先生提出，要看三个标准，一、看这个学科是不是进入大学的课堂；二、它有没有自己专门的杂志，所以这也是贾先生为什么特别地推动要建比较文学的这个专门杂志。第三个，就是它有没有自己的学科专著、理论专著，那么这又是贾先生一个贡献。”
1985年5月，日本人今富正已来沪时，贾植芳夫妇与王元化夫妇合影。左起：今富正已、任敏、贾植芳、王元化、张柯
就是在贾先生的引导下，1984年，谢天振开始参与创办了《中国比较文学》杂志。那还是铅字印刷的年代，要办一个刊物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由于贾先生广泛的社会关系，他的好朋友夏钦翰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，理解出一个比较文学刊物的意义，立刻就给予了支持。于是，第一期《中国比较文学》杂志就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谢天振教授回忆说：“当时出版社每年出一本，以书代刊。贾先生就觉得这样不行，为什么呢?贾先生讲话很风趣，他说一年出一本东西，那就像黄浦江里的小便一样，没有什么，撒泡尿，黄浦江没有什么反应啊。他说这个不行的。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努力，一定把它办成定期的刊物。所以我们先是一年出一本，拉回来一年出两本，再后来我们现在是出季刊，一年出四本。”
贾植芳的几代学生，多年后都成了不同专业的权威学者、在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名家。贾先生有意培养的第一代的研究生里有：章培恒、施昌东、范伯群、曾华鹏；可是来不及开始给他们授课的时候，贾先生就被抓进去了。当文革过后，他才算真正指导学生，他们是：陈思和、李辉、孙乃修等。范先生说：“我们是贾先生的关山门徒弟，我再碰到他时，是八零年了，在黄山开会，他带着陈思和。我说，陈思和你现在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弟子。当时有好几个人在旁边，贾先生用他浓厚的山西话讲，‘哪是开山门，是砸山门，把山门给砸掉了！’哈哈……我说你现在再重新造起来，再建起来。”
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，张新颖在复旦大学毕业得到了直升研究生的机会，他要求做贾先生的研究生。但是，贾先生退休了。张新颖固执地说：“做不了贾先生的研究生，那我就不读研了。”他的老师都觉得张新颖太冲动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呢?可是，张新颖就是要跟贾先生读研，于是，贾先生说：“那就我和陈思和一起带，做半个导师，可以吗?你跟着陈老师读，我在后面指手画脚?”于是，张新颖就这样做了贾先生的半个研究生。
但是，在教学以外，贾先生一直关注着他所有学生的研究方向。直到范先生开始研究“鸳鸯蝴蝶派”的时候，贾先生首先给予鼓励和肯定。长期的极左观念，文学界把“鸳鸯蝴蝶派”视为低级趣味的作品，以至于范先生去采访这些流派作家的后代时，他们都觉得父辈的东西，不值得启齿，还有什么可研究的?
贾先生教导范先生：“我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所了解的东西，三教九流，是新文学作家所不了解的，是市民文学。而新文学作家，左翼作家只熟悉两种人，农民和知识分子。了解了鸳鸯蝴蝶派，再了解左翼，才能知道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，如果不了解的话，是不能了解这个社会的。我们主流的文学往往是主动脉，那些微血管，我们没有去好好研究。”
贾先生凭着年轻看过很多的杂书，他什么都了解，所以对范先生说：“有些书我来帮你找啊。”范先生特别感慨先生处处为他的研究下功夫，他说：“为什么要他帮我找呢?因为上海书店当时有个五层楼的仓库，藏书室，这个藏书室没有编目，但是里面有很多旧的作品，贾先生说我给你想办法找啊，他说找一本叫《亭子间嫂嫂》。他说这本东西写得好，他就跟那个经理讲，我要找这本《亭子间嫂嫂》，这样就找了，《亭子间嫂嫂》和《亭子间嫂嫂》续集都出来了，我就拿回来看，看了以后觉得它写得真的很好，我专门为它写了一章。”
今天，范先生会对我们说：“贾先生对通俗文学没有偏见，他说这是另外一个东西，你能看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。他有独到的见解，这不是一般做学问可以做出来的，要去体悟，自己要有接触，对这个社会的接触。他认为，这个东西是社会需要的，这是市民文学……他觉得这个东西你去搞，会有价值。他从来没有觉得你搞这个东西不重要，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你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，没有意思。特别琐碎的。”
在那个还没有跟世界接轨的年代，思想是禁锢的，谁都不会想到，只有贾先生已经提出这样观察、考证文学的角度；因为，他不是“书斋里的人”，他是社会人，是真正理解文学的人。
1984年5月，贾植芳先生摄于上海
胡风事件
作为一个教书匠，他从教书职业里得到了什么？依赖学生的成长，专注于知识的积累，激情过后的思考，还有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这是贾先生选择教书的目标，远离是非、远离政治。可是，他还是太年轻，他依然是天真的。政治是由不得你选择的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这张书桌是无处安放的，即使在大学里。“批判胡风反革命运动”开始了，谁都知道贾先生是胡风的好朋友，所以第一时间，学生就跑来问他：“胡风可不可以批判?”“我真觉得有口难言，我无法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，更不能阻止他们参加这个批判运动。我唯恐他们会因为我的关系，而受到牵累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84页）
罪责难逃！大批判开始了。这时候，胡风给贾先生写信：“久不通信，想你可好?问题有了新的进展，望你用极冷静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切不可草率从事，参加讨论，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，有热心的人，也希望你代为阻止。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，现在这已不是‘讨论’，而是‘批判’。你是教书的，能不参加较好，万不得已时，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。”（引自“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”）
为了保护朋友，胡风要求他的朋友可以批判他，这像是基督上十字架的殉难时刻，充满了黑色的抑郁，最后的献身，毫无结果的“轰轰烈烈”。那个气氛愈是沉重，贾先生在感情上愈是无法接受。校园里，贾先生遇到了留美回国的沈善炯，1950年，他历尽艰难从美国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“他那天也看到了报上公布的材料，便问我：‘胡风是怎么一回事?’我真不知怎样与他解说，就含糊地说，你不用问了，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，你是搞自然科学的，就少操这份心吧。他也很不以为然。他过几天要去北京中国科学院开会，就问我有没有东西要带给胡风。我确实是很关心胡风的处境，虽然还想不到会被捕入狱，但想象得到，胡风的日子绝不会好过。我回家就要任敏上街买了大约十元钱的东西，一瓶虾子酱，几包酥糖，都是胡风喜欢吃的东西，还买了一双长筒袜子包在一起，托住在我这里上高中的任敏的侄儿送到沈家。没想到过了一天我就被捕。我内侄讲出送东西的事，糖和虾子酱就落到警察手中了，又构成了一宗我的‘支持胡风、安慰胡风、鼓励胡风向党进攻’的罪状了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91页）
“上海的朋友们已经陆续收到胡风的信，都知道了事情的结果，像彭柏山、王元化这些上层人物陆续开始在报上表态，批判胡风的‘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，’真正的压迫开始到来了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83页）
我在这里，认认真真地抄下贾先生的文字。
贾先生留下的记忆，让我必须面对！当贾先生在给胡风准备虾子酱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，胡风已经被捕了。看见父亲的名字（彭柏山）出现在贾先生的文章里，我还是感受到一种痛心，父亲不能像贾先生那样坚持，他早早表态了，他开始批判胡凤。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幸免灾难的降临。1955年5月13日胡风被捕；5月16日贾先生被捕；三天以后5月19日深夜父亲被捕；5月底（王）元化叔叔被捕。
他们都是进过不同的监狱，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走进自己的监狱。不是因为他们被宣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而痛苦，而是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追求。在监狱里，“有一个老头，须发皆白，看上去像个老犯人。一次他突然对我说：‘你是Professor贾植芳吧?你是胡风案子进来的吗?’他说着放肆地笑起来了……后来我终于认出来了：原来这个家伙就是1948年春天，我被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关押时，审问过我的那个我当时认为是上面派来的高级特务！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12页）
命运充满了悖论，父辈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黑色的荒谬，他们被自己的追求燃烧，在一片熊熊烈火的后面，留下了一片苍白的灰烬，飘飘散散，脆弱无力。我在阅读贾先生的文字时，欲哭无泪，我的手触摸到的不像是白纸，是烈火之后惨白的灰烬，一下就被灼伤了。
1951年贾植芳任敏夫妇在苏州
1955年5月16日是星期天，贾先生还在睡懒觉，却被任敏阿姨推醒，说是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来叫他去高教局开会。贾先生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出门了，任敏阿姨在他口袋里放了五块钱，以备他需要买烟或零用。谁都不会意识到，这小小的动作，却意味着十二年的牢狱，十二年的离别。
现在，回想这些事情，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，所有的罪行和证据，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舒芜交出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，这构成了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》，同时加上舒芜本人断章取义地做了上纲上线的分析，于是附有另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语的评论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。胡风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诗人和作家，后来都成了“反革命分子”。当时，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，但是按语中的“雷霆万钧之势，绝不可等闲视之”的气氛，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。
1955年6月至7月一月之间，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》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，仅仅在上海就印刷达八次之多，数量为60万册。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数据是：1955年5月之中，92人被正式逮捕，以后
63人被隔离监禁，73人停职审查；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。可是，在2012年11月召开的胡风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上，一份学术报告出具了另外一个数据，真正受株连人数为140万人。在我六年不断的采访、调查和拍摄中，我更加能接受的是后面的这个数字。
因为连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都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。说是内部戴，没有向大家宣布他是胡风分子。领导上跟范先生一讲，把他吓坏了。领导说：“你是现在改成‘胡风影响分子’，你还是要好好改造。”贾先生另外一个学生章培恒，开除党籍，他当时是系里的党支部副书记。接着就是曾华鹏。最惨的是，那个精力旺盛、个性十足的施昌东，冲去贾先生家里为自己的作文论争的学生，他被抓进去关了一年。后来说是搞错了，放出来以后，就被打成右派。文革后，他是复旦最有才华的年轻学者，可是那时候他患上了癌症，带病七年里写了七部书，然后辞世。贾先生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，非常痛心地说道：“我对他是要负责任的，今天弄到白发人送黑发人……”当时，施昌东才刚过40岁。
胡风梅志全家福
直到1965年，胡风案件才被送上法庭。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，都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之久。最后只有三个人被正式判刑：胡风先生十四年，诗人阿垅十二年，贾植芳先生十二年。其他“分子”被免于起诉。
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，更加黑色的荒诞出现了。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论争事实，罪行是一上来就被确定的，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，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。正式开庭，依然出示证人，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，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。阿垅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时候，如临大敌，警察全部出动，因为阿垅先生坚持自己无罪，坚持认为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人为的，是捏造的。胡风先生双手拢在自己的袖子里，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中，他还想保持一份人的尊严，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，他戴着手铐！面对着荒诞，贾先生竟然用黑色幽默，用自己的生命面对它，开了一个玩笑。
被抓进去的第一天，上海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陈其五找贾先生谈话，问他看了前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上的编者按语没有。贾先生也是一脸认真地回答：“看了！”继而，语音和态度就变了：“看明白你们是什么性质的案子了吗?你是怎么想的?”“看不懂！字，全部认识，但意思我不懂。”
局长思考了一下就拿起报纸，一字一句非常严肃地把《按语》从头至尾对着贾先生念了一遍。然后贾先生依然回答道：“让你这一念，我就更加似懂非懂了！”这还了得?！“贾植芳，你必须老实交代与胡风的反革命行为！你是如何参与并且一起炮制了《三十万言》的反动言论！”
没有想到，局长的强硬态度彻底把贾先生激怒了，他同样大声地告诉局长：“胡风对文艺有自己的看法，向中央提意见，手续是合法的。他又没有向社会撒传单。”话刚落音，手铐就套上了。
这个结果，是贾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虽然，他知道自己“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77页），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一条不归之路。
1954年5月，在山西家乡的父母亲赴京探望儿女，与胞兄及胞妹合影。前排左：母亲，身旁为贾凯林；父亲，身旁为贾燕林。后排左起：賈晓林，抱着贾钟林，李星华，贾宜端，贾森林，贾芝
1954年的春节，贾先生去北京探望哥哥，探望与妹妹家一起居住的父母大人。哥哥贾芝邀请他去吃饭，饭后，他独自在屋子里抽烟，突然何其芳来了，他热情地跟贾先生打招呼，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进入胡风问题。
“何其芳说：‘你与胡风是朋友，应该一起帮助他。’我问：‘胡风到底犯了哪些错误?’他说：‘据现在情况看，胡风至少有四个错误，一是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；二是反对党的统战政策；三是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；四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。’我那时性格很暴躁，一听这种扣大帽子的做法，心里就生反感。我生硬地对他们说：‘我与胡风相识多年，解放前他在重庆、在上海都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，国民党特务把他视为眼中钉，对他想方设法地迫害。一九四七年我被捕后，国民党中统特务要我带他们去捉胡风，或把胡风的住址告诉他们作为释放我的条件。我亲眼看到他怎样千方百计地出版解放区的革命文艺作品，千方百计地推出反映人民革命情绪的好诗歌、好小说，也亲眼看见他是在怎样艰苦贫困的环境下生活，现在解放了，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实现了，他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?他那么受苦和被国民党迫害所为何事?你所说的四条，我看不出来。’我哥哥是老实人，他一看谈僵了，就悄悄走了出去，何其芳还继续跟我谈胡风的问题，希望我能改变立场。这次谈话弄得很僵，最后是不欢而散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我这是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。为此，我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77页）
贾先生完全清楚自己是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，何其芳的出场，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。因为贾先生是社会人，他似乎不像胡风“集团”里其他人员，他既不是文坛里的，也不是进入党内文艺界的领导干部。陈思和说：“有一次胡风请朋友去吃饭，很多人都去了。有一个小青年，也算是文学青年吧，他跑胡风家门口，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西装，剃着光头，站在门口凶巴巴的样子。他们就害怕了，不敢进去。绕了一圈，从后门进去，然后告诉梅志，说你家门口有个形迹可疑的人。那个人是，梅志都笑了，说那是贾植芳啊。”
陈思和老师明确地概括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贾先生没有参与《三十万言书》，他和胡风是非常纯粹的朋友关系，江湖关系。特别是，贾先生没有文坛上的争锋。他还有一个延安来的哥哥做背景，实际上就是何其芳、周扬在做他的背景。结果，他判得比所有人都严重。批判胡风的文章，包括王元化啊什么，都写过。贾先生没写。”那次谈话，陈思和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，后来读到《狱里狱外》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他心里是清楚的，只是不想让我难堪。可是，历史就是那么残酷地留下来了。
1986年1月，参加胡风追悼会的"胡风分子"在胡风寓所合影
1952年开始就一直在批胡风，开了很多会。中间，胡风回到上海，在苏州碰到贾先生。贾先生跟他说：“我们都不及鲁迅。老先生是懂政治的人。所以他会玩政治。你和我都不懂政治。所以你去玩是很危险的！”在现实中间，贾先生是火眼金睛，他买了日文版的《天方夜谭》送给胡风，让他好好翻译，再好好写一本《鲁迅传》，不要再参与任何文坛上的争议了。胡风，没有听从贾先生的忠告。
贾先生很少谈到自己为友谊付出的代价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是舒芜，我不做那些下流事情。我没有背叛朋友。”
1939年，贾先生和胡风同在汉口，他却没有去见胡风，因为不想高攀名人，只想做一个作者而已。这，就是贾先生的个性；当他在10月抵达重庆时，知道胡风也转移到那里，就给他写了信，告诉他自己的行踪，在报社工作，具体的细节、地址都没有说明。因为，他依然没有打算去见胡风。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胡风先生竟然在重庆一家一家报馆找去。总以为，他会在“新华社”这样体面又是共产党的报纸里工作，整整找了三天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在国民党政府办的军事机关报《扫荡报》里谋得一个职位。找到他的时候，贾先生刚下夜班回来，正躺在地铺上蒙头大睡。睡梦中，突然听见浓重的湖北口音，有人在打听一个叫“贾植芳”的，他立刻衣衫不整地爬起来，“睡眼蒙咙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。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，戴着一顶旧式呢帽，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，中式黑布裤，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，提一根手杖，夹着一个旧的黑皮包。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，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，和他的这身中式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，他的真是的中国书生本色，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47页）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贾先生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动感情没有历史，他就是可以在一个瞬间被击中，被体验。当胡风出现在贾先生面前时，直逼着他的尊敬，而这一份尊敬和感情追随他的一生。
“他虽然已跨入了门槛，一边和迎接他的人打着寒暄，一边却停下脚步，直直地注视着我。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，因为我这时正忙着穿衣服，那是一套已看不出什么颜色的灰白色布军衣，我又黑又瘦，一副落魄的样子，一定使他感到意外而又不是意外，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。他的眼睛湿润了，以至他竟不顾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，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，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，声调温和地说：‘这是二十元钱，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，还存有一点稿费。’这以后，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，脱下呢帽坐下了，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了。原来我这几个老同学一向在重庆新闻界工作，都认识胡风，大家都把他当长者尊敬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47页）
那时候的贾先生才23岁，他内心的骄傲会被朴素、真诚、布满尘埃的黑布鞋击中，胡风从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名人、编者和他的关系，那里有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惊心动魄的信任，那就是可以用时间、用生命维系的，谁都不可能超越的维系。实际上，连贾先生自己都说不明白这份感动，是如何打动他的。胡风对年轻人的关心，是每一个《七月》作者都会提到的。即使艾青这样的诗人，都是在胡风的扶持下走向诗坛。可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会为一个“友谊”付出二十五年的自由。
2002年在上海开胡风学术会时，贾植芳与梅志，晓风
无尽的思念
“思念”已经变成非常陌生的词条，时代变了，我们不再思念，我们用微信随时交流；我们有视频电话，立刻看见对方的模样，身历其境；我们用手机发邮件，走到哪里就可以写上自己的感受。我们不知道“思念”意味着什么，在那里还能深藏着什么样的东西。其实，当我们越来越“现代”的时刻，我们不知道内心深处已经越来越荒凉，那份荒凉失去了原先作为人的、最后一点焦灼里的深情。因为我们不再思念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思念的内容，更不要说能力了。
可是，贾先生的“思念”又让人难以承受，那份思念里面搀和了太多的无望，是灵魂在时间里的煎熬。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像贾先生如此强大的男子汉，竟然是如此难以放下他的思念，真的是无尽的思念。可是作为反革命，他却没有“思念”的权利。
1965年在刑满释放以后，重新回到复旦监督劳改，贾先生终于可以给任敏阿姨写信了。但是他能说什么?那是文革期间，再也不能写一封有文采的信，那是“资产阶级”的产物；再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，那是“反革命分子”的思想。除了琐碎还是琐碎，简单到像一个小学生写的家信。干巴巴的，没有颜色没有节奏，一字一句，就是顺着秩序往下写；可是这些信里，却传递出了温度，让人烫手的温度，一点一点通过肌肤，流入内心。
他总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字开头的：敏——，这似乎是他们受五四教育的一代人，对爱着的人最温暖的称呼。可是，在这么充满情感的称呼之后，内容却没有一点浪漫色彩。他总是说些买东西的事情，比如：
今天礼拜，我到了市区，现在在八仙桥邮局写信。所要衣料，‘三合一’之类又买不到，据说这种布完全要碰巧，市场偶然有，莫不一抢而空。只在八仙桥内销，原价要36元一公尺，因属二等品，所以削价出售，每公尺只要26．3元，布店说女同志衫料不需要一公尺一，只要一公尺零五，足够了，因此买了一公尺零五，计27．6元，现在已在布店对面邮局寄出，邮费0．98元。现将发票及邮单一块附信寄你。东西名贵些，但又算便宜货，是蓝色。上海现在连这种毛货也很稀少，也要碰巧。当有机会买到‘三合一’，再买一公尺。这样原寄来的43元，在我处还有5元左右。如需买别的，可来信。
上周寄出1213—3药五盒是人送的，是新出的癌特效药，药店也难买到。如患者经过医生同意可以用。只花了不到一元的木箱及邮资。今天我去医药总公司问过，所要塞替派仍无货供应。上周也汇去7元，是别人托你买红枣的，如能买到，即为寄来。这个月因为买东西老跑上海，没有给你寄钱，对你的生活很是惦记，前已寄来的43元余款，如不要再买东西，可来信，我即把余款寄回，并顺便给你寄几块钱去。
盼着你的回信。
祝健！
芳1973．4．15上海市区[3]
在那些日子里，贾先生花钱是用分、角来计算的。1973年，贾先生也是57岁的人了，他还在劳改队里劳动。只有周末一天可以往外跑，结果多跑了几次八仙桥，就把手上的零用钱花尽了。那时候从复旦去八仙桥，至少要转三趟公交车，来回最便宜，也得花三毛钱。对于，一个月的伙食费才6-8块钱的日子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贾先生在那个时期给任敏阿姨的信里，几乎都充斥着这样的内容，难得会写上几句，关照教侄女多读点书，也是寄去“一捆批林批孔学习材料，希望你们都很好的学习”[4]。
1970年代，贾先生在监督劳改的日子里，写给任敏阿姨的信，都是关于买东西、寄东西、花多少钱的事情，它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。当年那个在东京写小说的贾先生，此刻是用这些几角几分的花销，什么是三合一的面料，搭建起他对任敏阿姨的感情金字塔。稳定是完全不需要依赖那个尖顶的，然而吸引我们全部关注的，却是那个尖顶，它在阳光里烁烁闪光，就是在这些琐碎的疲惫中，我们一点一点被引领到顶尖。思念，再也没有人会像贾先生这样去表达对妻子的思念，每个周末，不顾疲劳地往返在五角场和八仙桥之间。现在，人们不会想到那是多么遥远的路程，贾先生把去八仙桥描述成“今天，我到了市区”。可见，复旦是在遥远的郊区，以至于他多跑了几次，“这个月因为买东西老跑上海，没有给你寄钱，对你的生活很是惦记……”
贾先生的超脱，对于名利、地位的淡泊，我们都看见了；他是红尘外的人，他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，为了他认定的“原则”，是可以把自己的肉身献出的人；可是读到他写给任敏阿姨的信时，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流，全然没有想到，贾先生的性格里，居然会隐藏着这样一份信念，他原来又是一个脚踩着土地、实实在在生活在红尘里的人，他踏实得让你不能相信，可以把每一分钱都算得那么清楚。
1984年贾植芳任敏夫妇
贾先生被逮捕以后，就失去了任敏阿姨的消息，只是从大哥的信里知道，她去了青海，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地方。直到“一九六三年十月，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，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，里面只有一双黑色圆口布鞋，鞋里放着四颗红枣，四只核桃，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。虽然一个字也没有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任敏还活着，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。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……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170页）
此处无声胜有声。每每说到任敏阿姨，贾先生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内疚，当年这个爱读《七月》杂志的文学女青年，与贾先生四处颠簸流离的时候，总是说，自己苦是吃得起，就是不能受气。可是，贾先生一直说，他没有想到，为了他的独立人格，追随他一生的任敏阿姨吃的苦，竟然是如此之深。
1997年末的时候，走进“胡风分子”家里，听到最多的议论，就是关于任敏阿姨的事情，她脑溢血中风了。大家都在关注她的病情，最后一句话就是：“老贾还好，还好。”谁都意识到，这直接联系着贾先生的命运。任敏阿姨从青海劳改回到贾先生的家乡山西襄汾，住在简陋破败的草屋里，照顾着贾先生的父母，为他们送终，她代贾先生尽孝。直到文革后，终于在上海和贾先生团圆了。但是她没有收入，更没有什么医保。她突然倒下，病得很重，住进医院以后，一天的医药费必须是递上五百元现金，药才能发到床头，眼看着真金白银就这么哗晔地流出去；大家同时都看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任敏阿姨的病是很难治愈的，可是没有人敢告诉贾先生真相。只有医生在暗示着贾先生，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。那时候，贾先生刚刚退休回家，是他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刻。贾先生也似乎在那个关口，突然耳朵变得特别背，人家说什么，他都听得非常困难，就是想尽办法往医院送钱，就是在那里坚持着！
一天，出版社给贾先生送来了一万多元的稿费，他连点都来不及点，把钱压在学生的手里说：“快，快快，给医院送去！”贾先生唯恐医生不再支持他，亲自找到医生跟他们说：“我和任敏，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，一卷铺盖，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，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。”最后贾先生的真情打动了上帝。贾先生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医院，他紧紧地握着任敏阿姨的手，大声叫道：“任敏！以前别人整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现在好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！”
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闭着眼睛，已经不能动弹的任敏阿姨泪如泉涌！真的就是贾先生的这一句话，让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的任敏阿姨活下来，并且跟着贾先生回家了。直到抢救回来以后，他才对陈思和说了真话：“我不能动摇，我一动摇，你们就不努力了！”原来，他什么都听见了，他只是不想和任何人解释，他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到底。
任敏阿姨完全成为一个植物人。都说，久病无孝子，但是，只要任敏阿姨活着，贾先生依然是快乐的，他亲自给任敏阿姨喂饭，家里依然高朋满座，每一次来了熟人，他都要带着他们走到任敏阿姨床前，大声地说道：“任敏，（何）满子来看你啦！”“任敏，你看小顾（征南）都变成老顾啦！”任敏阿姨毫无反应，贾先生却乐呵呵地说：“她最近好多了，不用吃流汁了！”五年里，每一天结束的那一刻，他都会走到任敏阿姨的床头，对着完全没有知觉的任敏阿姨，一点一点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，然后贾先生又走到她的床脚边上，把任敏阿姨冰凉的脚握在手心里，慢慢地把它搓热，为她捂好被角，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入睡。每天如此，一直坚持到任敏阿姨去世。
就这样，在2002年春天的时节，任敏阿姨去世的前半年，有一天她突然醒过来了，贾先生叫她，她对着贾先生点头；跟她说话，她也有反应了。家里人甚至可以搀扶着她在屋里走上几步，这不仅让贾先生乐不可支，用“分子”们的话说：“我们都为老贾高兴，给他打电话说，哎呀，好事，好事！”
还早在1989年春末时，一帮胡风分子在曾卓叔叔的邀请下，到武汉聚会、旅游。一天晚上，在酒足饭饱之后，不知道是谁建议，应该让他们的爱情再辉煌一次。因为，在任何政治运动中，只有整治“胡风反革命分子”时，几乎所有“分子”的夫人，都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承受苦难，没有提出离婚的。于是，他们说应该好好地吻一下自己的夫人。
1980年，左起王戎、贾植芳、任敏、梅志、耿庸在上海
当时，是一个游戏，大家是想让耿庸先生和他年轻的妻子接吻，没有想到，贾先生第一个站起来说：“那就要论资排辈一下，我在这里年纪最大，所以应该由我开始！”说完，他朝夫人任敏走去，这可把任敏阿姨吓住了，她满脸通红，一直烧到脖子里，掉头就跑，可是贾先生紧追不舍，整个屋子已经笑得掀开了屋顶，贾先生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小顽童的姿态，怎么也不罢休。
两个人在屋子里追来躲去，太搞笑了。最后，任敏阿姨真的生气了，贾先生这才摇着头对大家说：“算了，放弃了。改造还不够彻底，你看，一脑门子的封建思想！”
1945年逃亡徐州的深夜，定格在贾先生的情感里，夜晚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贾先生在前面爬，然后回头叫一声：任敏。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。直到老了，即使去院子里散步，陪伴在贾先生边上的任何一个人，都会注意到，贾先生走路快，他总是急急匆匆地走在前面，当陪伴着的师母落在身后时，贾先生就会突然停下步子转过身来，喊：“任敏，任敏。”张新颖说，即使在书房里坐着，喝了一口茶，又要说：“任敏，任敏，喝茶。”说着，就把杯子递过去了。
贾先生在1955年被捕坐牢以后，只流过两次眼泪：一次是胡风先生去世，另一次是2002年的11月末，任敏阿姨去世。满满的大厅里，拥满了几代贾先生的学生，大家在为师母送行！贾先生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了，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86岁、一辈子的傲骨老人，突然不顾学生的坚持，“啪”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，大家拉都拉不住他，老人哭了。他说：“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……”
无尽的思念。
1996年5月11日贾植芳任敏于复旦校门口
独立的选择
人生，最大的恐惧是时间，时间是永远不会回头的，时间没有给予我们重复出现第二次的可能。过去了，就是永远，但是人是需要依靠时间的积累成长的，在成长中成熟，也是成熟之后才学会理解、认识事物。很多事情，我正是在贾先生去世以后，才渐渐地理解了他。残酷的现实，就是住进自己的监狱，胡风先生在二十五年的监禁里，精神分裂；父亲（彭柏山）在监狱里，自杀未遂；（王）元化叔叔在监禁中患上心因性精神病。只有贾先生，强大地挪动着水肿的双腿，独自走出了监狱大门。“……从牢房通往监狱大门口的道路很长，乍一见午后的阳光，我感到了眼花与晕眩。”（《狱里狱外》第3页）
再坚强的人，也是经不起二十五年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。贾先生把所有的恐怖抵押在他的黑色幽默后面，可是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他控制不了自己了。1996年12月底的时候，贾先生突然出现了幻觉，以为自己重新被抓进了监狱，于是他在幻觉里高声叫骂着。学生们吓坏了，赶紧把已经身为中文系主任的陈思和老师叫来，陈思和赶紧请来了医生，给贾先生吃了镇定药，他才渐渐地安稳下来。
没有人是用钢铁塑造成的，在长期的牢狱下、在监禁中、在不断改造时，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，贾植芳先生全部的幽默和风趣，依然无法释放他的苦难和恐怖。后来谈起他骂人的事，张新颖说：“先生带着狡猾的表情问我，我当时骂了你没有?我说没有。先生又问，我骂你们陈老师了没有?我说没有。说完，先生就笑了起来。”
后来陈思和又对我们说：“1966年三月宣布贾先生判刑十二年，这时他已经在监狱坐满了刑期，五月押送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改。那时，已经是文革前夕，是夏天，他穿了一条短裤，拖了一个很重的板车，上面又压着很重的东西。他拖着车到印刷厂去，走过我们学校的工会礼堂，正好复旦大学一批教授从里面开会出来。那些教授就有朱东润、赵景深、刘大杰，这一批都是他过去的朋友，当时都是衣冠楚楚拿着扇子站在门口说话。贾先生远远的拖着车看到他们了，他想了一想要不要过去，当时也是可以绕过去的，但是他觉得我不要绕，他还是拖着车从他们前面走过，低着头。他说他走过他们的时候，那些人本来都在说话，看到贾先生过来，一下子认出他来了，一下子都不说话了，眼睛看着他。他说，‘我就这么走过去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是因为我追求真理，追求自由。如果你们也坚持这点的话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的。有一天，你们可能还不如我呢。’这个话是贾先生亲口跟我说的。”
历史，证明了他的思考，几个月以后文革开始，当时从教学主楼走下来的教授们，全部被抓起来了。
贾先生直到最后的那个时刻，都在保持他认定的价值观。记得2002年的春天，我去看（王）元化叔叔，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：“你要去看看老贾啊，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，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。我托人给他送去了西瓜，他们回来说，他感动得都要流泪了。”多么沉重的故事，我一点都没有怀疑，直奔何满子叔叔家，我说：“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。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满子叔叔坚决地说：“不去，我春节刚去看过他，他很好！”
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一遍。满子叔叔更是一脸不屑的表情。“不可能！你想想，这是老贾的性格吗?什么都要流泪了，胡说八道。不去，不去！”但是，我还是去了。一看，贾先生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，拿着一本他的学生刚翻译出来纪德写的《从苏联归来》，他看见我走进去，只是扔下书，连姿势都没有改变，问我：“小莲，要喝水吗?”“不要！”“不要，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。”
“贾先生，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?”
他奇怪地看着我，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。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，我着急了，再追问他：“是吗?”回答很简单：“是的。”“凭什么?”“因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，教龄不够，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，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，我怎么办?”
我完全愣住了，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：“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。因为他参加过一二·九学生运动；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，坐过日本人监狱，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。学校要给他写个申请报告，然后就会作为离休干部办理，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他不要！”我大声地质问贾先生：“为什么不要，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。”
这一刻，我看见贾先生显得有点不耐烦了，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。他连看都不看我，这时候一直把我认为“贤侄女”的贾先生，意识到我原来也不是自家人，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?我第一次看见，没有笑脸的贾先生，甚至带着一点愠怒。他管自吸着烟说：“我不是干部！我从来没有当过官，我是读书人！”“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！”贾先生竟然没有再搭理我，就让我默默地在屋子里坐着，然后灰溜溜地回家了。
直到一年以后，我采访何满子叔叔的时候，我听见他说的一句话，我才明白他们内心的骄傲：“我们不要做官。我们是读书人，我们是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?没有权，没有钱。但是，我们有自己独
立的人格和思想！”
那一天，幸好我后来什么都没有说，我没有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，你管这个，先拿钱再说。在贾先生面前我不敢，我知道，他的幽默，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，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。在他认定的原则面前，不要说钱，就是生命都是可以付出的。他的纯粹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无聊，一份被世俗腐蚀以后的无聊，无聊得那么廉价。
贾先生依然用他的幽默点缀着我们的生活，他快乐、他坚强、他睿智、他骄傲，又永远是个不服老的顽童。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，几代学生都赶来了，以至于满满的大厅都拥不下这些学生，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。贾先生在那个大大的寿字前，变得更加矮小，于是他用一辈子没有改变的乡音山西襄汾话大声地对大家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听到的都是骂我、批判我的话；现在老了，耳朵背了，都是赞扬我恭维我的话，可惜我听不见了。”
“回顾一生，自然感慨颇多。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，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：‘如果再让我活一次，人们问我：想当官吗?我说，不想。想发财吗?我说，不想。’……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，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，毕生的责任和追求，就是努力把‘人’字写得端正些，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，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，把‘人’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。”[5]
重读贾先生写的文字时，我这才意识到，陈子涛在赴刑场前的那句“要活得像一个人”成为贾先生一辈子的坐标，不论时代在怎么变化，也不论生存条件如何在改变，贾先生，作为一个人的贾植芳，他没有改变过。
（1）贾植芳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6年。
（2）见《贾植芳小说选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。
（3）（4）见《贾植芳文集·书信日记卷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，20O4年，第39页，第47页。
（5）贾植芳回忆录《我的人生档案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6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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